當人類開始定居，以飼養畜禽，并以農耕為生存主業時，才有造園活動；園林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對植物進行人工引種、栽植、馴化與利用。根人工浮島據史料記載，在3000多年以前，我國的商、周時期便有了早期的園林。按造園的背景規模、功用與特征的不同，園林可分多種形式。園林種類的多樣化，在早期園林中即有反映。

 

　　《詩經·鄭風·將仲子》寫道：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這是一首以園林為背景的有關青年男女情愛的詩篇。全詩三章，如訴如泣，委婉表達一位女子因情感沖突而發出的哀嘆。“將”系語氣詞，用于句首。“仲子”，系詩中所提的男子名。“里”，是指幾十家住的地方，相當于村落。第一章可解釋為：啊，仲子喲！請勿踰越進入村落，不要折取我的杞樹枝條。并非我對杞枝有什么偏愛，實在是怕我父母。仲子固然令我懷念，但父母之言語，亦怕人呀！第二、三章意思雷同，而有深化。勸仲子不要翻越院墻，折我桑枝，因為諸兄之言，也5025花盆怕人呀！勸仲子不要潛入園內，折我檀枝，因為眾人之言，更可畏呀！從詩中可見，村旁種了杞樹，為村人所共享，這是一種園林形式，相當于今日的屋旁、村旁綠地；甚至相當于城市的街心公園和廣場綠地。從詩中還可看出圍墻內種有桑樹，以及緊鄰住宅的園內種有檀樹，這也是一種園林形式，相當于今日的庭園或宅園；時至今日，無論北方、南方，都易見到這類由圍墻分隔種有果蔬花木的小型庭園。按古時村落分布廣泛、數量植物墻眾多推論，當時民間的早期園林，該是最早的園林形式。其出現年代應早于大型園林，因此推測園林并非起始于此詩所反映的周代，而是可以上溯到商代，甚至是更早的夏代。自然，限于人力與物力，這類園林不可能有多大規模。

 

　　由于階級社會的產生，帝王貴族等奴隸主擁有極大的權勢，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他們能征調許多勞力與財物，營建了一批以宮室為主體的園林；此類園林史籍亦有記載。如《詩經·鄘風·定之方中》載有：“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愛伐琴瑟。”這是敘述衛文公于楚丘之地營造宮室的詩句。觀察星象，當定星出現在天空正中之時，選擇這天作為營造楚宮室的黃道吉日。根據日影，測出方位，確定建筑楚室的風水寶地。宮室完工，再種榛、栗、椅、桐、梓、漆各類樹木；“椅”，系指一種樹木名。這里提到的是大型的帝王、諸侯園林，或稱宮苑。此類園林形式，規模較大；待樹木長大，可提供果品和利于觀賞，也可間伐樹木，用來制作琴瑟之類樂器，以便宴飲或祭祀時歌舞伴奏。

 

　　囿是帝王園林的又一種形式，其規模則更大。統治階級占有的財富日益積聚，他們為了尋歡作樂，便選擇自然風景優美之處，圈占成片土地，大興土木，營造囿苑，如《史記·殷本紀》記述：帝紂“好酒淫樂……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飛鳥置其中。”由此可見，囿苑從殷商時代就已產生。《詩經·大雅·靈臺》提到周文王的靈囿：“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于牣魚躍。”當時帝王有囿，方國之侯也有。毛詩對《靈臺》篇注釋為：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孟子》也有類似記載：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苑囿的營造，通常是利用自然地形，高處筑臺，低處挖池，在河邊修造房屋，并以一定地域加以范圍，使其中草木繁殖，鳥獸魚蟲滋生，為帝王提供狩獵、游樂與棲息的場所。此種苑囿，有專人管理，據《周禮·地官》記載，周鞍式花盆代設官管理園囿內事務：“囿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屋頂綠化種植容器這些人分別掌管園林，并從事動植物的飼養與種植工作。后來，囿統稱為園囿。

 

　　到了東周的春秋戰國時代，各國對宮室園苑競相經營。當時位于太湖流域的吳、越二國已成為全國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境內河道縱橫，交通方便，山石資源豐富，花木繁茂，具有造園的優良條件。吳王闔閭在公元前514年任用伍子胥筑吳城（今蘇州），吳王敗楚后，建長樂宮于城中，筑高臺于姑蘇山。此后，夫差接位，在城南建長洲苑為游樂場所，擴建姑蘇臺，營造梧桐園與鹿園等宮苑。據《述異記》提到：“吳王夫差筑姑蘇臺，三年乃成，周旋詰曲，橫亙五里，崇飭土木，殫耗人力，宮妓千人，上立春宵宮，作長日之飲。”又載：“吳王于宮中作海靈館及館娃閣，銅勾玉檻，宮之楹楹，珠玉飾之。”據傳，館娃閣位于靈巖山；系夫差為寵幸西施所建。帝王為了享樂，不惜動用大量人力、物力，追求豪華建筑。然而，歲月流逝，事過境遷，昔日的宮苑，今已不復存在。但從文獻中，依稀可見其氣勢之宏偉與風光之秀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