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城市數量的增多、規模的擴大、綜合實力的加強和集約化水平的提高，都是社會生產力提高和科學、文化進步的結果；同時，高度現代化的的城市活動及其所產生的集聚效應，又成為促進生產力迅速發展的推動力。

　　城市的本質是集聚而不是擴散，城市的一切功能和設施都是為加強集約化和提高效率服務。城市的集約化受到經濟規律的支配，是動態的發展過程，故達到一定高度時，就會與相對靜止的城市功能和基礎設施的服務能力失去平衡，形成種種矛盾，客觀上出現實行更新和改造以適應更高的集約化要求。城市的集約化程度越高，其自我更新能力就越強。城市集約化程度的提高包括了城市規模的適當擴大，城市再開發也不排除向外擴展一些城市用地和從中心區遷出一些設施，但其目的都是為了加強而不是削弱城市的集約化發展，與城市的盲目擴散有本質的不同。因此，城市的集約化就是不斷挖掘自身發展潛力的過程，是城市發展從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過渡的歷史進程。當然，城市的集約化并不是無止境的，城市空間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說，當城市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城市化率為80％一90％)，當城市化空間的容量已趨近飽和，城市的發展潛力已經用盡，城市已經到了高度發展的階段時，城市的集約化才達到了預定目標，才能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更大的推動作用。

　　城市的粗放型發展，主要表現在城市范圍無限制地外延擴展。1986年至1995年間，我國城鎮用地規模平均擴展了50．2％，其中有的已超過100％。城市用地增長率與人口增長率之比，國際上比較合理的比例為1．12：l、而我國卻高達2。29：1。城市“攤煎餅”式的向四周擴展，不但占用大量耕地和綠地，而且并沒有為城市帶來更高的效益。例如，北京市用地規模幾經擴展，已接近日本東京的城市面積，但就城市國民生產總值(折合成美元)進行比較，東京(1986年)是北京(1989年)的24．8倍，兩個城市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相差23．1倍，單位城市用地總產值相差16．5倍。城市士地價格也是反映城市集約化程度的一項重要指標。據近年資料，東京土地的最高價格已達每平方米50萬美元，我國尚無土地市場價格，僅以土地使用費征收的建議值做比較，北京的最高地價與東京相差150倍～200倍。這些比較都表明，北京城市的經濟效率十分低下，作為特大城市，集聚社會財富的作用還遠未發揮出來。由此可見，我國的城市發展不但要克服許多制約因素(例如耕地、水資源、能源、礦物資源等的匱乏和不足)，而且只能在保持現有自然條件不繼續惡化和盡可能減少災害損失的前提下尋求發展的途徑，這就是集約化發展的道路。

　　開發地下空間提高城市用地效率

　　在當今世界范圍內，人口無節制的增加和生活需求無止境的增長，與自然條件的日益惡化和自然資源的漸趨枯竭，是制約人類生存與發展的主要矛盾；在城市發展問題上，則表現為擴大城市空間容量的需求與立體綠化城市土地資源緊缺的矛盾，就是通常所說的生存空間危機。

　　我國在耕地、水資源等方面在世界上都處于劣勢，全國約1／3的縣人均耕地面積低于聯合國碗定的人均0．8畝的警戒線，有463個縣低于0．5畝／人。盡管如此，我國在近10年間耕地減少近億畝，其中包括了城市用地的無限制增長。例如有一個城市1990年建成區面積為182平方公里，規劃到2000年為376平方公里，2010年為507平方公里，20年間擴大320平方公里，如果均為可耕地，面積達50萬畝。與我國耕地緊缺的狀況相對照，說明這種逆向發展必須轉變，至少要加以嚴格控制，否則我國的生存空間危機對于國民經濟和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均將構成嚴重的制約。

　　我國的城市化還處于較低的水平，甚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根據城市與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要使我國國民經濟在未來幾十年內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城市化率至少要超過60％，城市人口要從現在的3億左右增加到近10億(按當時人口15億計)。據初步測算，即使按較低的城市人均用地指標，需要增加的城市用地大約相當于臺灣和海南兩省面積的總和。在這樣的嚴竣形勢下，如何在有限的土地條件下，使城市得到應有的發展，成為我國城市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從這個意義上看，城市的集約化發展，充分發揮土地的利用效率，也是擺脫危機的唯一出路。1997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土地管理，切實保護耕地的通知)，對于確保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策，希望該通知的貫徹實施將引導我國城市發展走上節約用地和集約化的道路。

　　土地是城市空間的載體，不論是地上還是地下不存在脫離土地的城市空間。因此，城市集約化程度的提高，就是不斷發掘城市土地潛力．提高土地使用價格的過程。一般情況下，城市中土地越昂貴的地區，土地的開發價值就越高，投資開發后就可獲得比其他地區更高的經濟效益，因而起到將城市功能向這一地區吸引的集聚作用，也是城市的立體化開發往往從城市中心區開始然后逐步向外擴展的主要原因，既符合市場經濟的規律，又取得集約化的成果。因此，不論是新城市的建設或舊城市的改造，使城市空間實現三維式的拓展．是世界上許多發達國家大城市的普遍做法，在我國地少人多的特殊條件下就更為必要。

　　城市地下空間具有很大的容量，可為城市提供充足后備空間資源。高架橋綠化花盆據一項研究成果，北京市舊城區62．5平方公里范圍內淺層地下空間資源、可供合理開發的有41．2平方公里；當開發深度為10米，合理開發系數為0．4時，地下空間資源量為1．65億立方米；以地下建筑為二層計，可提供建筑面積0．55億平方米，比舊城區現有建筑面積0．42億平方米還多0．13億平方米，由此可見城市地下空間資源的巨大潛力，如果得到合理開發，必將產生難以估量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并在很大程度上加強城市的集聚效應。

　　我國的城市地下空間和土地一樣，均為全民所有，長期以來無償使用，雖然開發的規模不大，也助長了地下空間的濫用和浪費，對合理統籌開發不利，因此亟需在解決土地有償使用問題的同時解決土地上部和下部空間的使用權限問題。土地的公有制使我國可以比較容易地解決這一問題，避免土地所有者的各種阻力；只要從全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又考慮到改革開放的實際需要，制訂相應的法律和政策，不致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

　　利用地下空間減少城市災害損失

　　城市的集約化就是—城市中社會財富不斷增加和集中的過程，因此集約化程度越高，—旦遭受災害，生命和財產的損失就越大。

　　發達國家大城市由于集約化程度已經很高，故特別重視城市的綜合防災。例如日本和美國，都對一旦發生強烈地震可3319花盆能造成的后果進行過預測。據分析，東京如果再次發生類似1923年的大地震，經濟損失將達6700億美元，為國民生產總值的23％，并至少在一年內使總產值出現負增長，全國物價將上漲13％，日元將大幅度貶值，對全國經濟產生嚴重影響。另據舊金山市預測，如果發生里氏8級左右的強烈地震，城區將有500處一600處起火；當有風時，其中的30％將發展成火暴，火災保險費支出將為40億～150億美元，建筑物的破壞和其他財產損

　　失總數預計為380億美元。

　　在多種自然和人為災害的威脅下，我國城市的安全還沒有充分的保障．城市綜合防宵的觀念還沒有完全建立，城市總體抗災抗毀能力還相當脆弱，對城市的集約化和可持續發展成為嚴重的制約因素。因此在城市集約化發展過程中，必須不斷采取措施，加強城市的綜合防災，提高總體抗滅能力，這樣才有可能把災害損失減到最小，保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加強城市總體抗災能力，就是要在現有條件下采取必要的措施，預防和防止災害的發生，評估災害損失，抗御和減輕災害的破壞，并為救災及災后恢復創造有利的條件。在多種綜合隴災措施中，充分調動各種城市空間的防災潛力，建立以地下空間為主體的城市綜合防災空間體系，為城市居民提供安全的防災空間和救災空間，是一項重要內容。地下空間具有多種抗御外部災害的功能，如果形成體系和網絡，還具有能長期堅持和機動性好等優勢。

　　城市的防災和救災，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這個空間是否安全，直接關系到防災和救災的效果。防災是指在各種災害發生后，對生命財產仍然是安全的城市空間，在不同的條件下。針對可能發生的災害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計過作用。城市的開敞空間和建筑空間在一定條件下都可成為防災空間 )9防災空，地下空間縣一種封閉的建筑空間，具備防護和防災的多種功能，自然應成為城市防災空間的主體。

　　地下空間在城市綜合防災中，主要應發揮以下三個方面的作用：

　　第一，為在地面空間中難以抗御的災害做好防災準備。我國許多城市為防空而建造的地下人防工程，除少數質量不合格者外，均具備一定防護等級所要求的“三防”(指對核武器，常規武器和生物、化學武器的防護)能力，能夠防御核襲擊、大規模常規空襲、城市大火、爆炸事故、強烈地震等多種嚴重災害，可大大減少人員的傷亡，是任何地面空間所不能代替的。但是這類工程的數量是有限的，只能供必須確保萬無一失的少量重要工程使用。

　　第二，在地面上受到嚴重破壞后保存部分城市功能和災后恢復的潛力。當重災后地面上的人員嚴重傷亡，建筑物多數倒塌，城市功能大部喪失時，如果大規模的地下空間基本保持完好，并能互相連通，則可以使大量人員得以生存，并保存一部分為救災所需的城市功能，使城市生活在地下空間中得以延續，及時展開地面上的救災活動和災后恢復活動。這類地下空間的需求量很大，不能依靠專門的資金進行開發，然而在城市改造和立體化再開發過程中，地下空間在數量上迅速擴大，質量有所提高，奉身都具有一定的防護能力，只要在口部適當增加防護設施，就可以形成大規模的地下防災空間，包括面狀空間和線狀空間。面狀地下空間可容納大量人員避難，救治傷員、貯存物資；線狀地下空間(地鐵、地下步行道、可通行的管線廊道等)則可用于人員疏散、傷員轉運、物資運輸等，使大量居民即使在災前來不及疏散時也能大體上置于地下防災空間的保護之下。

　　第三，與地面防災空間配合，實現防災功能的互補。盡管地下空間抗災能力強，但其容量畢竟有限，不可能擔負整個城市的全部防災抗災任務，因此在不斷擴大地下防災空間規模的同時，應當充分發揮地面空間的防災功能。例如城市的開敞空間(廣場、綠地、水面等)，都有一定的防災功能(抗震、隔火等)，通暢的道路系統更是救災所必需；堅固的建筑物對地震、洪水等也都有一定的抗災能力。這樣就可以針對不同的災害類型，建立起覆蓋整個城市的防災空間體系，增強城市的總體抗災抗毀能力。

　　結 語

　　在本文的成文過程中，1997年10月，建設部發布了(城市地下空間開發利用管理規定)，表明我國城市地下空間的開發利用已從民間研究和輿論呼吁開始向政府行為轉變，是可喜可賀的。希望<規定)的實施對城市發展實現“兩個根本轉變”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對城市地下空間的合理開發與綜合利用將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使我國城市的集約化發展能夠生態景觀比較順利地進行。